清晨六点的收费站，晨雾还未散尽，我已站在岗亭前整理制服。电脑屏幕的蓝光映在玻璃窗上，与远处天际泛起的鱼肚白交织成模糊的光晕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本该回老家的我，此刻正在岗位值守。

作为高速收费站的双重角色扮演者，我早已习惯在制服与围裙间切换身份。面对川流不息的车流，我是那个用标准手势引导交通的“高速妈妈”：高峰期的焦躁被分解成37℃的微笑，司乘人员的一句“谢谢”便能熨平所有疲惫 。但每当脱下制服推开家门，我又变回那个会蹲在地上陪孩子拼积木、会为炒菜放错盐而懊恼的普通母亲。这种身份的割裂感，在母亲节这天尤为强烈——当同事收到孩子手绘的贺卡时，我只能对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白发照片发呆。

每次给妈妈买衣服，她总说衣柜里“挂满了衣服”，却在我们视频时偷偷抚摸我去年买的羊毛披肩。这次选的衬衫特意选了挺括的料子，想着能撑起她微微佝偻的脊背。可每次妈妈都不舍得穿。

凌晨四点换班时，寒风灌进收费亭的门缝。我裹紧外套，会想起二十年前某个相似的冬夜：刚下夜班的母亲用搪瓷缸装好鸡汤，踩着结冰的路背发烧的我去医院。那时她的背影像棵挺拔的杨树，如今视频里却佝偻得像张拉满的弓。收费亭的显示屏上显示车流量2082辆，而母亲抚养我们姐弟长大的岁月里，究竟“处理”过多少个这样的数字？那些被她悄悄咽下的困顿、强撑的微笑、深夜里为我们掖被角的剪影，此刻都化作岗亭外渐次亮起的路灯，在记忆里连成璀璨星河。

当司乘人员接过我递出的通行卡时，我常会多看一眼对方的孩子——那些被妥帖安放的童年，多像当年趴在母亲缝纫机边写作业的自己。如今我也成了母亲，终于懂得她当年为何总把新衣叠进行李箱最底层：不是不懂体面，而是把“体面”都缝进了儿女成长的年轮里。

在这个无法相拥的母亲节，我对着广场外的车流轻声说：“妈，等麦子熟了，我带着外孙回来收秋。”此刻我知道，有些爱不必等待，就像高速公路永远向前延伸的标线，终将带我们抵达温暖的终点。